在医院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生与死的博弈。虽然当下的医疗环境不尽如人意，医患信任也一再被撕裂，但面对一个个亟待拯救的生命，众多的白衣战士没有犹豫与退缩。无论结局如何，他们都会抛开个人得失，甘愿为生命拼尽全力。在2014年上半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选择以下两篇文章供大家参阅。

迎战死神

    当刘华自鬼门关兜了一大圈，终于慢慢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已经不记得发生了什么，甚至认不出妻子的面孔了。他只知道有一个女人在他的床边哭泣，拉着一个穿白大衣的人，一遍遍对他说：“记住他，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啊。“这是刘华发生严重车祸，造成多发伤、肝脾破裂、失血性休克，行急诊手术后的第17天。

车祸当天，当消防员锯开严重变形的车门，把刘华从驾驶座上抬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意识不清，出现躁动。救护人员立刻把他送往附近医院。医生给予简单包扎、缝合后，对心急如焚赶来的妻子小方说，病人已经没有救治意义了。

小方不能接受，把丈夫转到了另一家医院。医生进行了一系列检查，诊断为腹部闭合伤、失血性休克、双肺挫伤、胸腔积液、多发肋骨骨折、左锁骨骨折、骨盆骨折、脑挫裂伤，还是那句话：“已经没救了。“

可是，刘华只有39岁，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家里不能没有顶梁柱，孩子们不能失去父亲。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小方决定转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

协和急诊科医生王振接诊后，立刻将刘华送至抢救室，并紧急呼叫会诊，很快形成了以基本外科为首，集合急诊科、超声科、放射科、重症医疗科、麻醉科、手术室、肝外科多科实力的救治小组。“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好手术准备，并精准判断出血部位。时间就是生命！“王维斌副教授说。但是，床旁超声检查用上了，根本就看不清，患者肚子里全是血。

救治小组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样的患者根本无法耐受手术，会下不了手术台。

“我是组长，大家都看着我，听我的安排。我把我的决定说出口，所有人立即投入到救治工作中。“王维斌说。小方回忆起来：“当时我看到医生、护士都一路在跑，跑得就像要飞起来一样。“王维斌拍着小方的肩膀说：“放心吧，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会放弃。“

凌晨时分，刘华失血性休克已近14个小时，他的血色素仅剩1.7克/升，血压已经测不到了！

考虑到刘华肝脾均有破裂出血，王维斌决定采用人字形的“奔驰“切口，并请来肝脏外科副教授杜顺达共同手术。经剖腹探查证实，刘华的肝脏多发损伤，脾脏5处横向挫裂伤，胆囊窝内侧长条形撕裂伤，与术前判断完全一致。救治小组首先控制腹腔干及第一肝门，待血压好转，立刻进行受损器官逐一修补及切除。可是，血压很快又降下去了。“立即停止操作，阻断肝门，压迫腹腔干！“待血压好转，再继续操作……就这样做做停停，手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小方回忆说：“我在手术室外等着，一会儿看见有人出来取血，一会儿又有人来取血，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医生通知我说要切除脾脏和胆囊，我就对他说：‘你做吧，我相信你们。’“手术持续了7个小时20分钟，其间，患者出血约10000毫升。

术中，患者凝血功能差，手术创面出现广泛渗血。于是，几位手术大夫轮流用止血纱布压迫止血，累了就每半小时换一次人。术后，病人带着气管插管安返ICU病房，王维斌顾不上休息，即刻向等在手术室外的十几名家属交代术中情况。

小方说：“手术期间，我也想了很多。医生和护士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救不了我也认了。到早上，王医生出来了，告诉我们病人得救了。他的手术衣上全是血，都湿透了。我们在场的家属全都哭了。王医生也哭了。“

事后，王维斌说：“我当时很激动，这是一个拼搏的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别说一宿不睡，就算是3天不睡觉，能成功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也是非常值得的！这就是身为外科医生那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无比的幸福感。“

21天后，刘华转到下级医院继续康复治疗。3个月后，他返回北京协和医院复查，同时将一块沉甸甸的铜匾送给了以王维斌为代表的所有医护人员。“见面以后，王医生拉着刘华的手说，没想到你能恢复成这样，然后背对着我们说不出话来，也不敢看我们。我也是哭着不知道怎么说感谢。“小方说。当时，刘华的父亲也握着王维斌的手，哽咽着说：“你们挽救了我儿子的生命，就是我们一辈子的救命恩人啊！“

（作者：陈明雁，北京协和医院）

 

为谁不眠

    那天我值班，晚上7时多，我突然接到电话：一位心脏病患者需要会诊。时间就是生命，我立刻从病房跑步赶往急诊。

   这是一位男性患者，50岁左右，心电图检查显示心肌缺血。当时，我院急诊的生化检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但外院的生化检查提示肾功能正常，转氨酶比正常值稍高，显然症状不典型。可是，患者此刻面色发红，身体虚弱无力，血压偏低，表情极其痛苦。凭我的经验，他很可能是急性心梗。

不能迟疑了，我当机立断将患者收入监护病房，给予心电监护、吸氧、补液升压及对症支持等治疗。急诊生化检查单终于来了，我却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患者的转氨酶由10小时前的60多升高到了3000多，已经超出正常值的10倍；肌酐指标也由正常值的0.4升至160，太危险了！我立即请消化、呼吸、肾内科会诊。复查结果让我们更加吃惊：转氨酶继续升高，已到4000多，生命危在旦夕。此时已近凌晨时分，各科室大夫听到患者的情况后都立即赶来了，大家对患者肝功能变化速度之快困惑不已。

患者家属一直在门外焦灼地等待着。我向患者的妻子交代了病情，但她似乎不能理解昨天还安好的丈夫今天怎么就随时有可能撒手人寰呢？她使劲抓着我的手，说：“我老公会好的，对吗？你们一定会把他治好的，对吗？“面对她期盼的目光，我却无法给她一个肯定的答案。然而就在此时，患者的血压继续降低，心率不稳，呼吸增快，病情陷入更危急的境地。我们迅速做出决定，马上上呼吸机，请专科医院专家会诊。

北京佑安医院收治肝病患者最多，他们可能会有办法。可当时已是凌晨1时多，还会有大夫过来吗？不管怎样，我都要试一试。拨通佑安医院总值班的电话后，我把事情的经过简要说明了一下，对方表示立即帮我们联系专家。我听了心头一热，又赶紧回到患者床旁进行观察。

凌晨2时多，外院专家赶到了，这让我们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但事与愿违，这位专家说他工作几十年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看着一个生命离去吗？不！我们不能放弃。不停地测量患者的生命动态，不停地实施每一项可能有用的措施……所有人都在期待奇迹的出现，但病情发展却越来越糟，原本升起的希望又在逐渐破灭。

看着这位正值壮年的患者，我多么希望自己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医学还有那么多未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感到束手无策。突然，患者心脏骤停，我们立即实施胸外按压。一下、两下……我拼命地按压，仿佛所有的希望全部都寄托在我的一双手上。暂时的心率恢复让我欣喜若狂，但那只维持了短短10分钟，生命的迹象又再次无情地消失了。

当我怀着沉重而又忐忑的心情，向患者家属宣布这个令人绝望的结果时，他们先是撕心裂肺地哭喊。然后，患者的妻子慢慢安静下来，握着我的手哽咽着说：“我都看到了，大夫，您们真的尽力了，谢谢！“我原以为她会抱怨、会斥责，真没想到她会说“谢谢“。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

黎明时分，我回到值班室。手机显示昨晚家里打来了4个电话，我才想起我那对3岁的双胞胎女儿。她们又一次苦苦等了妈妈一整晚，这让我万分愧疚。每当我值班的夜晚，她们总会哭闹着要找妈妈。于是我们约定好，只要我在她们睡前给她们打个电话，她们就会乖乖睡觉。可这一晚，女儿们又是哭着睡着的吧。

（作者：郭彩霞，北京天坛医院）